家鄉是我的“教科書” 

□鄭振滿

(資料圖片)

家在海邊的年少記憶

跨越時空的永恒牽掛

我的家鄉是仙游楓亭鎮。這里是湄洲灣的灣底，有兩條河流入海，形成小海港，古稱“連江里”。

小時候的記憶，家鄉就在海邊，我們經常在海灘捉魚、摸蝦、挖蛤蜊。漲潮的時候，有大大小小的漁船靠岸，運來各種各樣的海產品。這些漁船有不少是“連家船”，漁民的家人就住在船上。我很喜歡到船上玩，因為他們會請我吃新鮮的魚蝦和螃蟹。村里的老人說，當時有漁民想收養我，我差點就成了“曲蹄人”。

我父親早逝，留下的唯一照片是他作為碼頭工會會員的證件照。我后來知道，他的主要謀生方式是當碼頭的搬運工，同時也是販賣咸魚的肩挑小販。其實，我們家原來是開魚行的，主要經營當地很有名的“泰興號”，做沿海島嶼和臺灣的生意。但是，由于時局動蕩，海上不寧，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破產了，只能以搬運和販賣魚貨為生。

在青少年時代，我參與了碼頭的一些“進出口”業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從仙游山區或楓亭市場收購柴草，運回碼頭，轉賣給來自各地的漁船。當時沒有煤氣，也很少燒煤，漁船必須定期到岸上采購柴草，這就給湄洲灣沿岸的小碼頭提供了無限的商機。不過，隨著當代生活方式的轉型，漁民已經不再需要采購柴草，而沿海的路橋建設也阻塞了航道，家鄉的小碼頭日益荒廢了，如今的年輕人已經難以想象當年的繁華景象。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家鄉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楓亭鎮建了新城，塔斗山變成公園，家門口就是開發區、動車站、高速路口，家鄉已經快速城鎮化了。然而，我心目中的家鄉，依舊承載了鄉土文化傳統。前些年，楓亭文化研究會的老友約我談“何處是家園”，我當時的主要話題是“牽掛”。對于我們這些離鄉背井的人來說，不管到了哪里，總是牽掛家鄉的山和水、人和事；而留在家鄉的人們，同樣牽掛在外的游子，關注他們的榮辱毀譽、成敗得失。這種超越時空、無關功利的牽掛，在現代都市生活中是很少見的。因此，“鄉愁”是我們應該珍惜的精神財富。

國際合作的田野調查

鄉村廟宇的中外交流

我讀的小學是麟山中心小學，只讀到四年級就“停課鬧革命”了，所以我連“初小”都沒畢業。然而，在我的早年治學之路上，麟山小學卻是啟蒙之地，觸發了我的許多學術靈感。

麟山小學的原址是麟山宮，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我在這里讀書的時候，麟山宮的正殿是學校辦公廳，東西側殿是教師宿舍，又在宮前西側新建了兩層的教學樓。“文革”期間，宮內的神像毀壞殆盡，但大殿兩側的巨型壁畫卻得以幸存。這些壁畫是仙游著名畫家林肇祺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不僅如此，麟山宮還保存了莆田著名書法家張琴撰寫的牌匾、惠安著名石雕藝人王成制作的龍柱、石獅等工藝品，這些都是珍貴的歷史文物。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陪美國學者丁荷生（Kenneth Dean）到莆田考察，他提出要參觀我小時候讀書的地方。我帶他到麟山宮轉了一圈，在宮外水溝邊意外發現了幾塊殘缺的石碑。這些殘碑保存了晚清建廟時的捐款簿，其中有我的祖先“鄭泰興”的捐款記錄。因此，我們對這些石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此為線索開展田野調查，發現了當地歷史上的一系列隱秘事件。

麟山宮的前身是保和堂，原來是清道光年間為了應對“烏白旗”械斗而形成的民間社團。保和堂形成之初，包括周邊地區的六個村落，曾經與附近的大姓連年械斗，最后經過調解，劃定了各自的地界。此后，陸續有不少村落加入了保和堂，最終形成了聲名顯赫的“三十六村”集團。我們后來發現，這種經過械斗形成的地域性組織，在晚清民國時期普遍存在，反映了地方社會的“自治化”。

保和堂形成數十年之后，創建了麟山宮。現存的建廟碑記是清宣統元年刻立的，記錄的捐款簿應是形成于清光緒年間。麟山宮奉祀的主神是楊公太師，即北宋楊家將中的楊五郎，象征保家衛國的武神。每年元宵節前后，麟山宮的楊公太師都要到所屬各村巡游，其意義在于守護邊界。巡游儀式中的“皂隸舞”，模仿古代官員的出巡儀式，耀武揚威，惟妙惟肖，現已列入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名錄。

從保和堂到麟山宮，建構了“權力的文化網絡”，反映了地方權力體系的“儀式化”。因此，通過追尋麟山宮的歷史淵源，可以揭示鄉土社會的運行機制。以此為契機，我們在麟山宮多次舉辦學術會議，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探討“從民俗研究歷史”的理論與方法。

傳承千載的楓亭燈會

歷久彌新的鄉土文化

楓亭鎮的元宵燈會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是莆田市的文化名片之一。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我幾乎每年都要邀請一些朋友到楓亭看元宵，探討民間文化的傳承機制。文化部主持的《中國節日影像志》項目，曾委托我們拍攝楓亭鎮元宵節實況，并收集、整理相關歷史資料。由于疫情的干擾，該計劃一度擱置，至今尚未完成。

從現存歷史文獻看，楓亭的元宵燈會始自于宋代，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北宋蔡絳詩云：“香涌太平巷，燈耀青螺峰。”蔡絳為蔡京的次子，而太平巷、青螺峰皆為楓亭的老地名，此詩顯然就是描繪故鄉楓亭的元宵燈會盛況。據考證，蔡襄在擔任福州知府期間，曾經模仿京城開封舉辦元宵燈節，此后遂推廣于故鄉莆田、仙游各地。北宋末年，蔡京之子蔡攸攜京城色樂彩燈回故鄉，使楓亭燈會融入了宮廷燈藝的精華，形成了宮廷文化與民間工藝有機組合的獨特風格。

楓亭歷史上的元宵燈會，承載了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傳統。明天順年間，楓亭陳遷、薛大豐、林蘭友、徐稚佳四人相繼登第，同朝為官，號稱“一溪四八皂”。據說，當時四大家族議定，每年依次舉辦元宵燈會，此例一直沿襲至今。從農歷正月十三至十七日，楓亭鎮政府周邊的霞橋靈慈廟“三薛（指霞橋社區薛姓、學士社區后垅居民小組薛姓、九社村新加庭村民小組薛姓）”、霞街社區明山宮（除了北門居民小組）、蘭友社區三媽宮（龍應宮）、學士社區龍興宮、霞街社區北門居民小組龍珠宮，依次輪流游燈。

楓亭游燈的主要特色是造型各異的彩燈，有蜈蚣燈、松樹燈、寶傘燈、水族燈、蓮花燈、花籃燈、蝴蝶燈、鴿子燈、蜻蜓燈、鳳凰燈、菜頭燈等不同形式，千奇百態，異彩紛呈。在游燈隊伍中，還有百戲、車鼓隊、十音八樂隊、女子腰鼓隊等穿插其間，融入了戲劇、雜技和燈藝技巧。在游燈之后，通常還要舉辦游神儀式，其中既有古樸典雅的棕轎舞、皂隸舞、神童舞等宗教儀式表演，又有生動活潑的舞龍舞獅等民間文藝表演，可以說是娛神與娛人合而為一。

除了上述的“五宮”元宵游燈，在楓亭鎮政府周邊的鄉村聚落，每年元宵節同樣要舉辦游燈和游神儀式，但卻與“五宮”的元宵燈會大異其趣。楓亭鄉村游燈的燈具較為簡樸，通常是每戶出一燈架，每架共十盞燈，俗稱“板凳燈”。游燈隊伍按“房頭”或“角頭”組成“燈龍”，從入夜時分開始，先到村廟集合，然后繞行聚落的邊界。在較大的聚落中，可以組成數十條“燈龍”，綿延數公里，沿途燃放煙花、爆竹，場面極為壯觀。游燈之后，通常也要舉辦游神儀式，抬著神轎巡游全村，到每一角落和古厝行儺驅邪。

楓亭鄉村的游燈和游神儀式，可能源自明代的“鄉社祈年”習俗。弘治《興化府志》記載，每年正月上元節，“各社會首月半前后集眾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繞境，鼓樂導前，張燈照路，無一家不到者”。這就是說，當時莆田的鄉村聚落都有各自的“社主”，每年都要在“鄉社”舉辦上元祈福儀式，然后抬神像繞境巡游，全村每家每戶都必須參加“鄉社祈年”儀式。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繞境巡游需要“張燈照路”，可能是在夜間舉行的。后來逐漸分化為晚上游燈，白天游神，但儀式的基本結構仍是相似的。

莆田的元宵燈會有明顯的城鄉之別，城鎮游燈以裝扮故事為主，而鄉村游燈則是以展示人丁為主。如何解釋二者的歷史文化內涵，無疑是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

最為熟悉的歷史現場

發人深思的禮儀秩序

我長期從事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尤其關注閩臺地區和海外華人的文化傳承。在治學過程中，我注重“回到歷史現場”，以田野作為“思想的實驗室”。家鄉是我最為熟悉的歷史現場，自然也是我最為理想的實驗室。我的許多學術靈感來自于家鄉，也曾經發表了不少關于家鄉的論著。然而，我對家鄉的歷史與文化傳統仍是一知半解，至今還是離不開這部“教科書”。

2015年5月，我的老母親與世長辭，我和兄、姐一起回鄉操辦喪禮，接受了鄉土文化傳統的再教育。喪禮期間，幾乎所有的族人、親戚、鄰居、朋友都是第一時間到場。他們主動承擔了儀式過程的各種事務，包括采購儀式用品、聘請儀式專家、安排儀式環節，乃至日常飲食、答謝酒席等，一切都是有條不紊，我們一點都不需要操心。我對此深感意外，反復請教他們如何安排，而他們的答復卻很簡單，認為這種事歷來都有慣例，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不需要臨時協商和安排。

在鄉土社會中，每一種禮儀都隱含了社會秩序。我們必須親身參與禮儀生活，才有可能深入了解社會秩序。家鄉作為“教科書”，其意義就在于此。

2023年6月8日

（作者為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特聘教授、人文與藝術學部主任）

（視頻節選自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紀錄片《木蘭溪》 ）

記者聚焦

國際化的“地瓜腔”學者

○全媒體記者  李俊華

“這幾天在武漢大學講座，而后去福州永泰田野調查幾天，然后參加研究生答辯……”鄭振滿教授的時間總是安排得滿滿的，他在微信中回復記者約稿，“爭取6月5日晚上交稿”。6月5日晚上近12時，記者收到鄭振滿為莆田建市40周年而作的文章。6月8日凌晨1時許，他又發來自己修改后的第二稿，并誠懇地說請報社編輯給予指正，體現了一位學者的治學之嚴謹和謙虛。

扎根田野的歷史學教授——鄭振滿

鄭振滿系仙游楓亭人，1955年9月出生，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特聘教授。自1984年以來，他始終堅持在高等教育第一線，倡導“注重實踐的歷史學人才培養模式”，在田野實踐教學中增強文化自信，創建民間歷史文獻學課程體系與教學模式，開展數字人文學教學與研究，為中國史學界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在鄉野里，看見鮮活的歷史。他被稱為扎根田野的歷史學教授，2021年榮膺“福建省第六屆杰出人民教師”稱號 。

鄭振滿帶領學術團隊在莆田開展田野調查

“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鄭振滿善于利用族譜、碑刻、契約文書等民間歷史文獻，引導學生理解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與運行機制。他認為，田野調查是人文學者的“思想實驗室”。人文學科不同于自然科學，無法在實驗室中證實和證偽，但卻可以通過田野調查，在現實情境中反思已有的知識，達到求真和求實的目的。

鄭振滿有濃厚的家鄉情懷。他常常回到楓亭，這里也觸發他的許多學術靈感。楓亭的元宵游燈民俗活動享譽海內外，他頻繁地帶領海內外學術團隊和學生來到楓亭，“回到歷史現場”，觀摩研究游燈儀式和神廟祭典，探討交流民俗文化的傳承機制。通過言傳身教，他培養了許多以學術傳承為己任的年輕學者。

鄭振滿與美國學者丁荷生教授引導學生通過田野調查達到求真和求實的目的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鄭振滿與美國學者丁荷生教授合作，帶領學術團隊，長期從事福建歷史上宗教碑銘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同時在莆田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

鄭振滿研究的是最中國、最本土的歷史文化，影響卻是國際的，他與合作者編纂出版的《福建宗教碑銘匯編》《莆田平原的儀式聯盟》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

鄭振滿喜歡家鄉菜，至今鄉音未改，一口“地瓜腔”。他常年在田野調查，一身斗笠、夾克衫、運動鞋打扮，嗮得黑，看不出來是歷史學家、大學教授。有一次騎摩托車去鄉下調查，不小心摔了，去醫院包扎，醫護人員以為他是“摩的司機”。

“莆田是文獻名邦、海濱鄒魯，也是媽祖的故鄉，一方面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一方面像海洋一樣對外開放、包容，莆田人是與時俱進，很善于把握時代脈搏的。”鄭振滿希望莆田發展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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