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是兩次世界大戰后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戰爭在人們心里留下了一道巨大的裂縫。戰前的生活好像遙不可及，難以想象，像前世一樣；而戰后的當下又顯得如此模糊、不真實。日常生活被戰爭擊潰后，時間感好像也錯亂了。有時感到巨大的暫停，幾年好像一瞬，有時又感到莫名的漫長，只是完成瑣事也異常難捱。想想過去三年，很多人都經歷過這種“時間性迷失”。無論世界性的震蕩，還是個人一次偶然的遭遇，都會讓大腦感到迷失。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中經常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表現為一段空白，“時間飛逝”，書中人物失去了關于這段經歷的記憶。“ 這場戰爭就像一場絕癥，”伍爾夫寫道，“ 第一天會全心全意地煩惱、犯愁；接著，所有的感官知覺都會停止運轉；再然后，靈魂就會脫離軀體，懸浮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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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中被忽視的心靈創傷深潛在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中，隨時等待著被某一個當下發生的事件隨機觸發。這種創傷往往沒有明確的源頭需要去戰勝，伍爾夫形容它不似具體的喪親之痛，而是“不為人知的痛苦”，當事人只得獨自對抗。“我沒有敵人，我走進房門，一切如此寂靜。”

二十世紀上半葉，接連爆發的國際事件堪稱歷史的轉折點。當占據話語權的男性學者們為邪惡與正義爭論不休時，包括伍爾夫在內的一批女性作家將目光轉向附近，轉向自我內心深處，記錄兩次世界大戰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投影。她們不吝描述潛藏的不安與割裂感，寫下那些“從未出現在書本上”的生活。

除了戰爭的陰霾，圍困這些女性的還有當時無處不在的性別不平等。學術機構排斥女性，家庭生活要求她們犧牲奉獻。即使在文學圈，男作家也只把她們當做自己靈感的繆斯，而不是平等的創作者。她們時常感到不被尊重、無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今天的女性也許能輕松實現經濟獨立，但正如學者戴錦華在最近一次關于蕭紅的對談活動上所說：“不僅是那個時代的新女性，在座的很多女性可能也要終其一生去戰勝對自我的懷疑和無名的自卑。”

所幸在戰火紛飛的大背景下，古老的性別結構被緩緩撬動，女性聲音也漸漸“浮出歷史地表”。在倫敦一個叫梅克倫堡廣場的地方，這些女性先鋒的生活方式短暫地被允許：“她們每個人都致力于打造一種可以讓自身才能得到發揮的生活方式，尋找可以支持她們全心工作、無須為家務瑣事分心的親密關系。”

2013年，年輕的英國作家弗朗西斯卡·韋德（Francesca Wade）偶然發現了這個二十世紀初象征“激進”的地址，竟然有這么多位杰出的女性作家與此地緊密相關。（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有五位女性作家先后在此生活，這段經歷對她們各自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她們是：意象派創始人之一，首位獲得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獎章的女詩人H.D.；首批牛津大學女畢業生，女性主義推理小說家多蘿西·L.塞耶斯；英格蘭首位獲得全職大學教職的“女性職業學者”，古典學里程碑式人物簡·艾倫·哈里森；首位獲得阿爾伯特·卡恩環球旅行獎學金的歷史學家艾琳·鮑爾；意識流文學代表人物弗吉尼亞·伍爾夫。

她以此地為線索，串聯起五位女作家的人生和精神世界，寫成《女性如何書寫歷史：戰火下的倫敦、五位女房客和自由先聲》。

今天的文章結合這本書，關聯更多資料，走進戰火中三位女性作家的生活，希望她們的故事能帶給仍在創傷中踽踽獨行的人一點力量。當內心體驗一再被否定、拒絕，外界施加的期望和自我意志相背，書寫如何支持她們渡過迷茫？如何在動蕩時代重建生活秩序，打撈掉進時間黑洞的自我？

在戰爭之上編織出薄紗似的幻夢

日常生活的崩潰，很多時候只在一瞬間。1939年夏天，弗吉尼亞·伍爾夫和丈夫倫納德草草搬進了梅克倫堡廣場。那一整年對伍爾夫夫婦而言都堪稱艱難，日漸深化的政治危機裹挾著個人生活的急劇變動一齊涌來。倫納德母親的意外離世、好友的絕望自殺、窗外隨時會響起的警報聲，大環境的崩塌與小環境的無力讓伍爾夫的精神世界不堪重負。

一個平平無奇的晚上，伍爾夫突然失聲尖叫，吵醒整間屋子的人。她幻聽到飛機轟鳴，其實只是兩只困在果醬瓶的馬蜂，和她一樣焦慮得發狂。

一切都比“一戰”時更難熬。因為她的同溫層好友們大多數都轉變想法，參與到戰爭中去。正邪立場似乎已然分明， 只有伍爾夫還在堅持主張和平。她無法說服自己相信彌漫整個英國的狂熱愛國主義。而法西斯的威脅讓她想起自己“專橫如暴君”的父親和維多利亞時期被苛刻管教的童年。（伍爾夫收集的一本剪貼本里，有各種納粹統治限制女性自主權的新聞：希特勒對婚姻制度的理想化，對生育率下降的焦慮，對女性受教育、參加工作的懲罰性立法。）

更讓她感到痛苦的是，戰爭爆發后整個社會都在極力鼓吹英雄式的、自負尚武的男性氣概，女性地位又被打壓。這些復合疊加的陰影加深了伍爾夫尚未愈合的創傷。（戰爭中“荒謬的男性人物”形象在伍爾夫作品中反復出現。）

這種創傷感更多時候是一種恍惚。伍爾夫曾在小說中用“空缺”指代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到燈塔去》中被“時間飛逝”一筆帶過的幾年，也是小說《歲月》中那段“徹底的空白”，書中的人物全都忘記了自己之前說過的內容。

到了1940年，她發現自己幾乎想不起來和平時期的倫敦是什么樣子了。她在日記中寫道：“你從來沒能真正逃離倫敦的戰爭。”

當時倫敦正在加緊防空襲建設，城市很快面目全非，到處都是木板和厚重的簾布。伍爾夫在日記中寫到這種怪誕的景象：“倫敦仿佛倒退回了中世紀，如此空蕩蕩，如此靜悄悄，在這片黑房子林立的森林里。自然掌控著這座城市。我猜，再這樣下去，獾、 狐貍、夜鶯、貓頭鷹很快都會回來的……有手電筒閃爍。有位年老的先生出現，又消失了。那盞紅色的光或許是輛出租車，或許是路燈。人們摸索著回到各自的洞穴。”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戰爭中存活下去”成了伍爾夫必須面對的問題。很多后世作者將她刻畫成一位脆弱、飽受摧殘的文學天才，但卻忽略了她的強大、幽默和充滿韌性的一面。盡管在梅克倫堡廣場度過的時光最終以自殺終結，但她并不是沉溺在焦慮中等死。

英國對德宣戰后，伍爾夫夫婦也上了秘密警察的一份名單。這使她更感到自己時日無多，于是抓緊有限的時間投入工作。這一年她以驚人的效率完成了多個文學項目。其中包括她辭世前的最后一部小說《幕間》（Between the Acts）。“一切都處于未知。然而我們必須習慣這一切。工作，工作，我告訴自己。”戰爭初期的失重感漸漸消散。

伍爾夫發現做一些重復性的工作有助于緩解精神壓力：打字、打理庭院，或者做簡單的手工活。“ 你想象不到這有多么令人歡欣鼓舞，它能撫平內心的焦躁，給人成就感。”從伍爾夫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她渴望獲得一種平靜，“感官敏銳，而不是頭腦活躍”。

閑暇里，她時常有意識地訓練自己去想象一些更具體的東西，最好沿某個地點展開，比如想象自己在周末的午間沿泰晤士河岸散步，接著下午去某家店鋪喝茶，可能還會路過一條新修的小路，六月的路旁也許會看到蘆筍和蝴蝶，晚上回來后如若還有精力，就再改動下臥室中某件家具的位置。

只要稍微振作起來，她就積極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見朋友。她并不是在瑣事中放逐自己，其實真正安撫她的是那些更廣闊的、她終生都在為之思索的主題：自我的本質、人與人之間能在多大程度互相理解、父權體制的暴力、歷史如何幫我們應對未來、藝術能否療愈分裂的社會......

1940年8月，伍爾夫寫了一篇題為《空襲中有關和平的思考》，將“希特勒主義”定義為顯化的社會痼疾。她認為打敗德國并不意味著勝利，只有摧毀所有“侵略性、獨裁統治以及對于權力的變態渴望”——所有這些威脅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質——才能真正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

她還開始認真考慮寫回憶錄，“她終于可以退守到一個只存在于她腦海中的世界”，“在戰爭之上編織出薄紗似的幻夢”。為了防止一切被爆炸摧毀，挖掘并珍藏過去的回憶是最務實的做法。她稱自己寫作是為了“從這場不真實的雜亂之中搶救下一些真實的時刻”。

雖然她最終沒能完成自傳《往事札記》，但在小說《幕間》中可以看到伍爾夫寄情的“真實時刻”：茂密的森林里飛鳥成群，大陸還是一個整體。沒有裂痕，和平安寧。

結識“靈魂女兒”：在不被定義的關系中尋獲新生

如果伍爾夫選擇用思考與寫作治療戰爭帶來的創傷，簡·哈里森則是通過建立真正適合自己的關系，讓自己更加堅定。

簡·哈里森來到梅克倫堡廣場的時候已經75歲，她迫切希望在這里展開新生活。她曾在劍橋執教多年，最終選擇離開，因為難以忍受劍橋的保守和那些男性學者的討伐。她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已經取得的地位，認為與其在“蠅營狗茍中思維僵化、精力耗盡”，不如去新的地方尋找智識興趣。

作為一名古典學者，簡·哈里森在古典宗教方面取得了開拓性的成就。哈里森通過性別與權力的視角重新解讀歷史，啟發了一批現代作家創造出新的女性形象：如 E. M. 福斯特筆下的施萊格爾姐妹，詹姆斯·喬伊斯筆下的莫莉·布盧姆，弗吉尼亞·伍爾夫筆下的拉姆齊，D. H. 勞倫斯筆下的布蘭文姐妹。

她的研究揭示出希臘宗教里，市民自發崇拜的女神們是如何被宙斯這樣的男性神祗取代。男性中心的等級秩序伴隨這些刻意制造的神話，逐漸深入人心：母親的存在從此被抹去，女性只能居于附屬地位。

在個人生活方面，哈里森很早就意識到，無論是傳統模式還是其他類型的婚姻都不適合她。她在《憶學生生涯》中寫到：“至少對于女人而言，婚姻會對人生中我最珍視的兩件事形成阻礙：友誼，學習……妻子與母親的身份所擔負的責任何其繁重；我的腦海已被太多思緒占據， 沒法扮演好那樣的角色。”

她也曾與幾位在學術興趣上志同道合的男性有過刻骨銘心的感情，但始終未婚。在外人眼中，她的感情生活一直是個謎。在劍橋的最后幾年，哈里森結識了比她小37歲的霍普·莫里斯，她的“靈魂女兒”。在自傳中，她寫到當時點亮她生活的正是“比任何血親都親近，靈魂意義上的女兒”的陪伴。

本書作者韋德認為：“‘靈魂女兒’這一稱呼不但表明了兩人聯結的緊密，更是暗示這段關系不同于世俗常規，它復雜、具有多重意義，無法被簡單定義。”就連伍爾夫也曾經表示從她們的關系中看到了婚姻之外的另一種可能，甚至“自己也渴望有一位女性導師”。

莫里斯是哈里森的學生。自1915年左右，莫里斯就陪伴哈里森生活、工作、旅行，照顧她的起居，并在精神上持續鼓勵她，直到她去世。由于這段關系太特殊，超越母女、伴侶關系，兩人每每提及對方時，都不得不使用隱晦說法。

哈里森家中有一只戴著眼鏡的泰迪小熊，作為兩人關系的中介象征。玩笑中，她們把小熊想象成一位地位尊崇的男性學者，兩人都是小熊的妻子。有了這位虛擬“丈夫”作中介，她們才能委婉表達出對彼此的感情——“我知道小熊很快樂，能有如你一般愛他的人”。她們經常一起吐槽這位“假丈夫”，聯合起來反對他。雖然只是玩笑，但她們都知道若真有此人，他身上會有怎樣厭女的毛病和怪癖。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很多俄國流亡藝術家生活在巴黎、倫敦。哈里森深深同情他們的困境，決定幫助他們。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陸續被翻譯成英文，整個英國知識分子圈都開始為俄國文化著迷。

哈里森和莫里斯也參與其中，她們都著迷于俄語語法中的未完成式。兩人曾多次前往巴黎學習俄語，巴黎于她們而言不只意味著咖啡文化與自由，更像是生活在異國社會邊緣的流亡者聚集地。閑暇時，兩人著手譯介俄語文學，在流亡俄國人與倫敦文學圈之間牽線搭橋，不斷吸納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加入。

哈里森喜歡一種“綿延”的時間概念，時間持續不斷、沒有盡頭，其中事件互相融合滲透，沒有明顯界限、先后順序。她認為俄語最能體現這種“綿延”感。她在俄語中感知到一種更宏觀的看待時間的維度。哈里斯認為人是比自身更寬廣的事物，“我們每個人都是每時每刻越滾越大的雪球......歷史上的世世代代都包含在這個雪球之中。”

哈里森一生追尋自由，時刻準備迎接未知的生活方式，未曾中斷對自我和他人的探索。“一戰”的爆發讓哈里森更加確信，愛國主義將世界卷入“令人窒息的同質性”，這是她難以忍受的。她希望成為“世界公民”。而當無需考慮工作身份的約束和傳統關系的局限后，她們終于獲得自由，在更廣闊的世界中尋獲力量。

獨自赴一場遠行：在陌生環境中自我更新

1920年，距離一戰宣告結束已近兩年，但艾琳·鮑爾始終未能從戰爭的記憶中抽身。她在每日的新聞中目睹凡爾賽宮巴黎和會如何一步步將世界拉入新的泥潭，各國內部與國際之間又是如何打著和平的幌子卻深陷于更深的撕裂與對立。

為了和原有的環境拉開一段距離，31歲的鮑爾申請學院資助，第一次離開歐洲獨自踏上了一趟遠行。只身前往陌生環境最先體驗到的是一種緊張又松弛的心境。周圍的新事物持續刺激著感官，同時你又無須理會同行人的微妙情緒變化，能夠全然將注意力放在自身與環境的互動中。

在埃及，鮑爾會隨時停在露天手工藝人的攤位前細細觀察，看一條條流蘇穗帶如何在各色披巾的末端延展出紋路。在中國，她借住在英國來華傳教山的山中小院，在許多個黃昏時分用沒有把手的杯子喝茶，和那些在院門外偷瞧“老外”工作的孩子們揮手打招呼。

旅途中也從不會缺少意外的相遇，他們大都游離于常規生活軌道，總能讓昔日的熟悉之物在陌生中變得愈加熟悉。鮑爾曾在印度德里與圣雄甘地席地而坐，談論各自國家的未來，也在當地晚宴上結識從世界各地而來的記者、政客，與擁擠的人群一道參加游行集會。而在中國，鮑爾通過與當地民眾閑聊，第一次聽聞了對大英帝國的不同描述，“在歷史課本以外，在那個無時無刻不處于爭論之中的社會以外”。

這段游歷讓鮑爾看到了那些普羅大眾的平凡生命，他們的故事不似歷史中記載，“沒那么宏大而充滿戲劇性，但同樣妙趣橫生”。旅程結束后，鮑爾返回學院將筆觸轉向“歷史的廚房”，書寫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對個人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她關心銀行政策和信貸制度而非教堂建造，記錄戰爭帶給每個尋常家庭的傷痛而非戰局勝負的意義。在鮑爾看來，歷史應該是“無名氏”的歷史，它應當與個人生活相關，富有啟發同時又不失趣味性。

在跨越時間與地域的相似性中，鮑爾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尋找著女性應對時代創傷的出路。在她們看來，女性主義最終將無關國界，它通向的是替所有權利被剝奪者發聲，無論壓迫者是何種身份。“身為女性，我的祖國就是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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