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近日，一段視頻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視頻中，北京某學校一名女生長期受到同班同學的詆毀、羞辱和辱罵。經過調查，多名施暴者被校方處罰。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類似的事件屢見不鮮。近年來，網上曝光校園欺凌事件時有發生：在山西襄垣某學校，一女生因懷疑另一女生傳閑話，與4名同學在學校廁所對其掌摑，受害女生被抽到嘴角流血，還要賠笑臉；在重慶奉節某學校，一女生被多名女生圍毆、辱罵、狂扇耳光，還有人在一旁拍視頻大笑；在海南臨高某學校，13歲受害女生被一群女生拳打腳踢后哭泣求饒，最終造成耳膜穿孔……

這些視頻曝光后，各方積極跟進解決，事件看似得到妥善處理，但人們不禁要問：當事人為何不選擇向學校、老師報告，而進行網絡曝光？如果沒有欺凌視頻或者視頻沒有被曝光，校園欺凌事件會得到及時、有效解決嗎？校方在制止、預防校園欺凌中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在北京執業的心理咨詢師孫薇前不久收到一條求助短信：“我遭遇了校園欺凌，告訴老師了，可老師并不打算真正處罰她們。那我該怎么懲罰她們？請給我一個合理的懲罰方法，不合理也可以。”

發這條信息的，是一名正在上初中一年級的女孩。她信里反復使用“懲罰”二字，字里行間流露的憤怒和絕望，讓孫薇的心跟著揪了起來。

孫薇曾接觸過多起校園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她總結出兩個問題：一些學校的老師對學生之間的身體或精神傷害行為沒有評判意愿，往往選擇“和稀泥”；雖然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但長大后往往選擇遺忘或淡化，用沉默掩飾痛苦。

可是校園欺凌，不論是對受欺凌者還是欺凌者來說，都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和陰影。近日，在多起校園欺凌事件通過網絡曝光后，《法治日報》記者采訪了多位校園欺凌親歷者和業內人士，他們一致認為：對校園欺凌的漠視比欺凌本身更可怕，學校應該增加擔當作為。

校方是否關注

結果迥然不同

孫薇之所以如此關注校園欺凌問題，因為她自己曾是一名受害者。

拳打腳踢、起侮辱性外號、說各種不堪入耳的話，最終被20人堵在食堂門口毆打，結果學校僅對動手的幾名學生停了幾天課，后來就不了了之。最讓孫薇感到無力的，是一位校領導說：“她們為什么不去打別人，偏要打你啊？”

在這樣的境況下，年幼的孫薇開始自虐。害怕家長發現，她在自虐時從不讓自己出血，直到兩年后，父母才知道了這些事情。可父母的反應讓她再次陷入絕望——“只是孩子們之間的打打鬧鬧”“為什么只打你，不打別人”……

幸運的是，上大學后，孫薇學了心理學，她通過心理療愈認識到，幼時的經歷并非她的過錯，便慢慢走了出來，還成了一名心理咨詢師。

在孫薇接觸的校園欺凌案例中，很多受欺凌者都有著這樣的感受，“不被老師當回事”。

肖玲，是孫薇印象最深的“被漠視”的受欺凌者。

遭遇校園欺凌后，肖玲向老師求助，希望老師能警告同學別再欺負她，卻只得到“知道了”“下次看到就批評他”等回復，此后同學的欺凌變本加厲。肖玲沒有停止求助，她的方式是“既然老師看不見我被欺負，我就讓老師看見”。她每次被欺負后就哭著跑去辦公室，只要別人對她有過分的行為，她就讓父母找老師，如果老師不管，就去校長辦公室。

在肖玲的堅持下，情況好轉了，可也留下了創傷。“后來的無數個日子里，每當我情緒差的時候，我就想向欺負我的人砸椅子，想罵那位老師。我知道，心里的傷口并沒有愈合，它可能結痂了，但是疤痕還在，有時候不經意的一件事就會撕開傷口，讓我陷入以前的痛苦。”肖玲這樣對孫薇說。

如果校方給予的不是冷漠而是關注呢？記者采訪多位受欺凌者發現，結果迥然不同。

“他們隨意撕我的作業本，圍在一起做出拿凳子砸我的動作，只希望聽到我恐懼地尖叫。甚至通知我放學之后要揍我一頓，讓我不得不每次放學回家都提心吊膽將自行車蹬得飛快……太恐怖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陳染，回憶起中學時遇到的校園欺凌仍然心有余悸。

幸運的是，陳染遇到了一位好老師。“當時我無心讀書，理科差到極點，在極其注重升學率的學校，我本該是被放棄的那一批，可我的老師并沒有漠視我。他知道我的情況后，先是找來那些同學的家長，和他們講述了事情的嚴重性，并且給那些同學警告。然后將我調為學習委員，開始管理班上的一些事務，讓我在那些同學面前有一種十分被老師信任的感覺，同學們對我的態度開始慢慢變化。”

缺乏相關教育

未設舉報機制

在天津市某小學老師李立看來，校園欺凌很多時候都是從小事情開始的，比如讓其他人把座位讓出來、向低年級學生要零食等。作為老師，可能會因為不涉及自己班學生而不管，也有可能因為被欺負的一方沒有告訴老師而不管，或者覺得不是什么大事而放任，從而導致不良行為逐漸升級為校園欺凌，甚至發生嚴重的暴力行為。

不過也有些老師表示，“有苦說不出”。

河南省許昌市某高中老師李華說：“為了防治校園欺凌，學校采取‘時刻緊盯’的人防措施，班主任天天跟學生捆綁在一起，晚上就寢時間段則是班主任和宿管分別值班，基本就是無縫銜接。但由于一些施暴都是秘密進行的，除非被欺負的學生主動報告，否則還是存在發現難的問題。”

而現實中，有不少被欺凌者選擇忍氣吞聲。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課題組2020年至2022年針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調研顯示，面對這些校園欺凌，20.3%的學生要再次發生同樣的事才會向老師、校領導或家長報告，還有1.9%的學生從不報告。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青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藝軍分析，校園欺凌的受害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求助，一些孩子被欺負后不敢吭聲、反抗，一是害怕欺凌者實行報復，二是不想驚動家長，把事情鬧大，可越這樣越容易被欺負。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指出，許多校園暴力與欺凌的受害者不會把他們的經歷告訴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師在內的成年人、害怕產生不良影響或遭報復、負罪感、恥辱感或困惑、擔心不會被認真對待或者不知道去哪里尋求幫助等。

“我們也注意到，在一些校園欺凌行為發生后，有的旁觀者或當事人沒有選擇向學校、老師報告，而是直接上傳網絡。究其原因，可能是學生并不認為老師是可信賴的，或者被威脅不準向老師報告。”江蘇省南京市某高中老師徐婷說，在一些學校，老師關注更多的是學生心理問題，校園欺凌并不是重點關注范圍，也有老師不知道怎么界定校園欺凌。

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濤長期關注這一問題，他發現大部分學校缺乏關于校園欺凌的教育，學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園欺凌，也不知道欺凌發生后去找誰，學校多在欺凌行為發生后才介入。

“有效發現校園欺凌需要通過以下途徑：第一，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公開校園欺凌的舉報電話；第二，學校建立相應的舉報機制；第三，家長注意觀察孩子是否存在厭學、學習成績突然變差，身上有不明傷害、財產損失等特殊情況，這些情況的出現，有可能發生了校園欺凌；公眾要正確認識校園欺凌。”任海濤說。

但通道似乎并不完全通暢。任海濤曾調研了很多學校舉報電話的設置情況，結果不容樂觀。

“根據《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的相關要求，學校應公布學生救助或校園欺凌舉報的聯系方式并明確負責人；要及時發現、調查處置校園欺凌事件。但現狀是，并非所有老師都接受了相應培訓，即使在一些一線優質學校中，老師對保護學生避免校園欺凌的責任觀念也不強。”任海濤說。

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彭濤也注意到，不少學校沒有設置學生救助或校園欺凌的舉報電話機制，“建立人防、物防、技防機制需要經費支持，有關部門需投入資金，單靠學校很難做到”。

無法有效應對

出事急于掩蓋

如果被欺凌者主動報告了、求助了，效果又如何？多位受訪者稱，如果校方處理不當，收效甚微。

來自河北省的周芳遭受校園欺凌后，一開始嘗試向老師求助，但因為欺凌大多沒有實質性暴力行為，學校給的處罰也“輕飄飄”。老師找那些同學談話后，欺凌者反而變本加厲。

同樣，在湖北省武漢市讀大學的李毅回憶說，自己從小學二年級開始遭受校園欺凌，直到五年級被欺負得實在受不了，才說了出來，但老師只是采取了給欺凌者增加作業這類不痛不癢的懲罰，“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之前的一項校園欺凌調研顯示，當班里有校園欺凌事件發生時，大多數老師表示會去制止，也有70.3%的老師坦言無法有效應對。

廣東省某中學老師汪希對此深有體會。她注意到，學校對于校園欺凌的重視度不夠，老師們對于此類現象有點避而不談，且缺乏相關培訓，老師們不能第一時間發現此類現象，即使發現了，也沒有很好的辦法去調和處理。

任海濤曾接觸過這樣的案例：家長向老師反映，有同學把石子塞到自己孩子嘴里，“不管這屬不屬于校園欺凌，至少是學生之間的矛盾糾紛，老師應該第一時間調查清楚，比如調查受害人、行為人、旁觀者，調查后要及時反饋給家長，并且進行處理。但老師不作為，家長也不敢繼續追究，害怕孩子在學校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被排擠”。

“一些學校的老師、校領導對校園欺凌并不重視，出了事又急于掩蓋。這也是為什么校園欺凌難以被發現，因為學生舉報了、家長反饋了，有的老師并不管。”任海濤說，甚至在某些地方，學校明明已經發現有校園欺凌現象，卻還要掩蓋。

“一旦有關部門開始治理校園欺凌問題，有的學校便大張旗鼓請專家做講座、做宣傳，等‘風頭’過去就恢復原狀。”這是任海濤發現的典型“運動式治理”模式。

“純屬紙上談兵。校園欺凌沒有被發現時，都認為自己學校沒有問題。”任海濤在調研時還注意到了這樣的情況，“不少校長拍著胸脯說自己學校絕對沒有校園欺凌問題，但我們暗訪發現，存在疑似校園欺凌事件。”

在任海濤看來，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學生發生校園欺凌后寧愿選擇網絡曝光，“我在調研中的確遇到過這種情況，有的地方政府或學校接到校園欺凌的報告，不希望事情擴大，但又處理不好。最后受害人選擇網絡曝光，這樣在全社會形成輿論壓力，促進事件解決，比如最近那起‘山西襄垣三中欺凌事件’中，校長、副校長被停職、免職”。

（文中受訪者除專家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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