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是戲劇導演的饒曉志，憑借《無名之輩》《萬里歸途》等影片在電影界占據一席之地后，近期回歸戲劇舞臺，在天橋藝術中心小劇場推出話劇《杏仁豆腐心》。這部作品由他發起的曉年青劇團出品，整體舞臺呈現要比他之前的《你好，打劫！》《蠢蛋》等小劇場話劇精致考究，僅臨近尾聲時一座從天而降的櫻花園，便可看出造價不菲——與話劇行業制作上控制成本甚至因陋就簡的某些做法大不相同。

(資料圖)

這座櫻花園，指向女主角小夜子記憶中與父母一起幸福生活過的櫻花屋。它既可被看作她時常念叨的契訶夫《櫻桃園》中的俄式莊園，也像田納西·威廉斯的名作《欲望號街車》中布蘭琪念念不忘的南方莊園。無論哪種象征，它的出現，都為小夜子與達郎苦澀基調的現實生活注入夢幻浪漫的筆觸，好比杏仁豆腐入口后，既有苦味又有回甘。

同時，櫻花園的出現，也把原作的獨幕劇結構打破，將故事空間延展。這種延展還體現在：編劇、日籍韓裔劇作家鄭義信為達郎安排的在日高麗人的身份，被饒曉志隱去，使得兩位主人公，尤其達郎的命運悲歌，不再被日本特定時期的特定人群所囿；讓這部2000年首演于日本的劇作，與20多年后中國年輕人的生活、工作與情感，發生具體的觀照。

性格背后的家庭與社會

《杏仁豆腐心》的劇本原作，以遞進式的細膩文筆，講述已經結束情侶關系的高橋小夜子與鄭達郎，在平安夜的話別。兩人一起居住七年的房屋，以及屋內的日式矮桌、沙發、電話、微波爐、音響、書籍等物件，都已經有些破舊。他們在這種帶著歲月印痕的環境里，吃著并非特意為平安夜準備的日常廉價食物——關東煮與杏仁豆腐，喝著常見的立山清酒，談著小夜子的童年創傷、達郎的工作受挫、兩人的愛而不能。

他們各自的物品大多已經完成打包，靜靜地等待著新年過后被它們的主人分置兩處。那些尚未確定歸屬的物品，再過幾日也都會明確去向。只是由物品喚起的記憶，并不肯離開這間見證兩人情感變化的舊居。

導致兩人從依偎取暖到回歸孤獨的多重因素，也在他們的對話中逐漸浮現。這表面看來是“性格決定命運”的結果，究極還是在原生家庭與社會環境層面找到了深層原因。

由始至終，出場的人物只有小夜子與達郎，兩人的談話也都在屋里展開。但他們交談時提及的屋外或遠或近的空間卻有很多，涉及的人物亦很龐雜，包括小夜子的父親、母親、姨媽、同母異父的妹妹，達郎的姐姐、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現在一道討論物價的鄰居主婦，以及兩人胎死腹中的孩子等。

這些未出場的人物，以社會群像的方式，參與勾勒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又陷入危機的過程；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揭示數量龐大的在日高麗人（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里，被統稱為“高麗人”的朝鮮人與韓國人的數量曾長期占據第一，后來被中國人趕超），長久以來是怎樣活在日本社會的末端。

一切，要從上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歷史談起。

作為癥結的歷史與時代

1910年8月《日韓合并條約》簽訂，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對朝鮮半島實施了長達35年的殖民統治。其間，不計其數的高麗人離開故土來到日本，成為日本對內發展的廉價苦力、對外擴張的戰爭炮灰。二戰結束后的若干年內，這一群體中的幸存者大多沒有能力返回故里，只能繼續留在日本過著底層人的生活；少數回去的人們，獲得的也并不是“美好的明天”，而是下一個深淵。

1948年之后，由于朝鮮半島的政局動蕩，在日高麗人的身份有了南北之分，但是他們在日本的整體處境沒有什么改變，內部爭斗還日益加重。更為可怕的是，他們及后代即便取得日本國籍，換上日本姓名，在生活與工作中依然備受歧視。直到《杏仁豆腐心》首演兩年之后的2002年，日韓聯手舉辦世界杯，成為這一狀況逐漸改善的信號之一。

編劇鄭義信1957年出生在日本的一個高麗人聚集區，幼年從長輩口中聽到過去的故事，成長過程中則見證這個群體的現實命運，始終無法擺脫歷史的陰霾。這些所見所聞，成為他日后創作的重要素材。

2005年斬獲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編劇等獎項的電影《血與骨》，改編自日籍韓裔小說家梁石日的同名小說，由鄭義信與同樣是日籍韓裔的崔洋一聯合編劇。開場畫面是1923年一群穿著整齊干凈的傳統民族服裝的高麗人乘坐輪船前往大阪。他們看到大阪的城市輪廓時的興奮，不亞于影視劇中經常展現的初次赴美的人遠遠看到自由女神像時的激動，似乎美好的未來觸手可及。這群高麗人中的一個、男主角金俊平，年紀輕輕面孔單純，亦對“新生活”充滿憧憬。

金俊平在日本從青年到中年的經歷，影片沒有表述，鏡頭一轉，他已變成北野武飾演的滿臉橫肉的暴夫，對妻子、兒女、兄弟、同胞均殘暴無情，僅對情人留有一絲善念。急遽變化的時代如何重塑了他，觀眾可以盡情想象。他活著的目的非常明確，不擇手段積累財富，盼著有朝一日攜帶巨額財富回到祖國報效家鄉。人生行至暮年，這一目標得以實現，但諷刺的是，祖國接收了他的財富，丟給他一間鄉村破屋。

2008年，鄭義信編劇的話劇《燒肉龍》，在東京、首爾等地上演時獲得好評（十年后鄭義信將該劇拍成同名電影）。故事講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關西鐵道沿線的某個高麗人居住地，經營小小烤肉店的金龍吉一家的命運沉浮。

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與這里的人們并無關系。他們的住所全都破破爛爛，是連成一片后儼然有礙觀瞻的城中村，與遠處現代化的城市景觀形成鮮明的視覺對比。這些高麗人時常以金龍吉家的烤肉店為聚點，就著家鄉燒酒與食物的味道抒發鄉愁。但作為一個重組家庭家長的金龍吉，早已被不斷變化的時代切斷了歸國的念頭。

二戰結束不久，在戰爭中失去一條胳膊的他，曾嘗試帶著前妻與兩個年幼的女兒從日本回鄉，但陰差陽錯行動擱淺，并且失去了所有家當；1948年發生的濟州島事件中，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家鄉被殘忍殺害；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又讓他痛失妻子。

金龍吉心灰意冷之時，遇到帶著女兒從朝鮮半島逃難到日本的英順，朝鮮戰爭也讓她失去了大部分親人。兩個苦命人帶著各自的孩子組建新的家庭，又生下兒子。為了能讓兒子在日本社會出人頭地，金龍吉沒有選擇專門針對在日高麗人的學校，而是把兒子送進了基本只面向日本孩子的貴族學校讀書。結果兒子在學校遭受日本同學的羞辱，不堪忍受折磨跳河自殺。這個家庭的三個女兒，收獲了看似圓滿的愛情與生活，但她們一個要回朝鮮，一個要回韓國，另一個要留在日本，前途也都未卜。

鄭義信從自身出發關注邊緣群體的創作題材偏好，也延伸到其他在日的外國人。1993年他作為編劇之一、同樣改編自梁石日作品的電影《月出何方》，講述在日高麗人因為南北的不同身份發生摩擦，同時他們的生活也與在日菲律賓人、伊朗人等產生交集或沖突。獲得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等獎項的電影《乞愛者》，以局外人的旁觀視角，講述一位日本中年女性帶著女兒奔赴臺灣尋找生父骨灰的故事，其中對中國臺灣與日本的歷史關系與當下的觀察與思考，深刻程度可比擬王童、侯孝賢的同類題材作品。

瞄準現實的撞擊與觀照

回到《杏仁豆腐心》的劇本。達郎窩在小夜子的舊房子里做家庭煮夫，是因他被公司解聘后只能搬離宿舍，沒有存款的他需要一個棲身之所；他被公司辭退，是因做清潔工時被認為有暴力行為；做清潔工，是因在營銷部門的業務不達標被課長調到了事務部；銷售業績不佳，可能是因他的性格有些木訥、能力有些不足；做銷售類的工作，可能是因他所受的教育有限、學歷不高……追根溯源，只能歸因為他是一名在日高麗人。即將與小夜子分離的他，雖然找到了實習廚師的工作，被社會重新接納，但那份工作是端盤子送菜。

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轉折的形勢之下，達郎無法完成銷售額、被別的清潔工排擠，干的工作收入低還“內卷”嚴重。達郎正在遭遇的，除了階層身份帶來的機會劣勢，還疊加了整個社會都要一起承受的經濟壓力。而小夜子原生家庭墜落的遭遇，滲出其時日本整個社會氛圍的壓抑陰郁。

小夜子與達郎同居幾年的房子，原本只是她家家產的一小部分。這所房子前面，本來還有三棟房子，房子之間的空地上種著櫻花。她的父親除了每年在櫻花樹下宴請親朋好友，還把取名為“鑼鼓五郎櫻花屋”的藝人團體經營得有聲有色。但隨著經濟大環境的急轉直下，父親迷上賭博并在輸掉許多家產之后，肆意酗酒，打罵小夜子的母親。絕望的母親最后一次將家收拾干凈，離開丈夫與女兒，再組家庭并生下一個女兒。后來父親中風，家里所有的重擔落在小夜子身上。

兩個孤苦靈魂的相遇相愛，曾讓他們重新看到希望的光芒，但孩子的死亡，又將這種光芒熄滅——兩人進一步喪失愛的能力，融入社會的信心亦被摧毀。他們的身體無法再有親密接觸，要依靠玩偶服或者卡通頭套才能談論傷痛。達郎對于外面的世界更加恐懼，小夜子時常借助契訶夫《櫻桃園》中安妮雅的臺詞，表達對于過往生活的懷念、對于又恨又愛的母親的思念，卻一直拒絕與母親見面——患上老年癡呆癥的母親還時時牽掛著這個女兒，沿著鐵軌來看她，卻在很接近家的地方迷路；警察找到母親之后，她本想去接，但后來還是給妹妹打去電話。

不過這部劇作并非全程色調暗淡。達郎即將開始的新工作，薪水抵掉房租之后雖說所剩無幾，但于他來說也算新的起點；小夜子從姨媽那里不斷獲得精神支撐；尾聲兩人擁抱著傾聽圣誕歌曲互道“圣誕快樂”，重拾了一些慰藉彼此的暖意。

2018年，《杏仁豆腐心》曾被導演繆歌搬上國內的話劇舞臺，日式家居環境、屋外的一棵櫻花樹，以及飾演小夜子與達郎的孫書悅與蔣奇明的表演，一道將鄭義信用文字講述的故事、營造的氣氛還原。然而當時的中國觀眾也許無法感受到作為故事背景的社會經濟環境逆轉，以及對于日本人尤其身份地位處于社會尾端的那部分人生活與心態的撞擊，而只是沉浸在這部劇的日式溫情治愈之中。

如今，達郎與小夜子在家庭、情感、生存等方面感受到的困境與壓力，全球同此涼熱。在此層面上，饒曉志版《杏仁豆腐心》由于去除了達郎在日高麗人的特殊性、提取了共性，因此減弱了中日兩國文化的差異和隔閡，讓鄭義信的劇作具備了直抵當下的力量與能量。

這版《杏仁豆腐心》除了用寫實的室內空間與浪漫的櫻花園兩套布景，讓夢想照進現實，柔軟撫慰創痛，燈光、聲效、多媒體、道具等的設計也頗為用心。這是創作者對于作品與觀眾的尊重。其中畫外傳來的風鈴隨著“帶著遙遠記憶的風”，發出或急或緩、或強或弱的響動，將達郎與小夜子的情緒起伏精準捕捉。而結尾響起的節奏明快的日本流行歌曲，為兩位主人公加油打氣之外，也對觀眾的未來給予祝福。

美中不足的是，我看的場次表演上存在一定的日式翻譯腔。該劇巡演時這一問題如果得到調整，小夜子與達郎的故事，或許能夠更好地融入我們當下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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