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審查起訴工作中，檢察官應主要圍繞證據審查和運用履行職責。面對紛繁復雜的證據材料，尤其需要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以整體觀和全局觀審視、整合案件信息，統籌考慮，化繁為簡，綜合分析認定。具體而言，自收到卷宗材料至提起公訴的審查起訴階段，基本是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評價“三步走”的過程，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可以按照構建證據體系、認定犯罪事實、提出處理意見三個層次展開。

整體構建證據體系?！白C據確實、充分”是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對定案證據質和量總的要求?！按_實”要求單個證據必須具有證明力，“充分”則要求綜合所有證據對所證明的犯罪事實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從單個證據的審查到證據之間的比對，再到全案證據的綜合分析判斷，最終構建以證明犯罪事實為核心的證據體系，即司法實踐中常說的“證據鎖鏈”。

多維度審視單個證據。對單個證據的審查，是對全案證據綜合判斷的基礎。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對單個證據需要從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客觀性主要從證據形成的條件，發現證據的客觀環境，復印件、復制品是否與原件、原物相符，證人與案件有無利害關系，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前后是否一致等方面進行審查；關聯性可以從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各證據之間的聯系等方面進行判斷；合法性需要審查取證主體、證據形式、取證方法和程序是否合法等。如果某證據材料系偽造，或者與待證事實無關，或者系非法取得，都應當認定該證據材料欠缺證據能力，否認其證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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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式分析全部證據。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對單個證據予以審查后，還應把全部證據串聯起來，進行比對、歸納、概括。證據比對審查，包括縱向比對和橫向比對兩種基本形式。前者如對一個人就同一事實情節作出的多次陳述進行前后比對，看其陳述的內容是否前后一致，有無矛盾之處；后者如對證明同一案件事實的不同種類證據證明內容進行并列比對，看是否能夠相互印證。在比對審查的基礎上，對所有的證據材料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看其內容和反映的情況是否一致，能否確實充分地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且足以排除合理懷疑。

層次性排列定案證據。通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最終作為定案的證據要在案件審查報告中逐一呈現。證據排列并無定式，可根據具體案件靈活把握，但必須體系分明，清晰有序，避免因邏輯不清致使簡單案件復雜化或者復雜案件混亂化。例如，對于案情相對簡單清晰的故意傷害案件，可以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種類順序，即物證（如作案工具）、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如傷情鑒定書）等依次排列；對于受賄案件，則可以按照犯罪構成要件來排列證據順序，分成主體身份、職權范圍、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利、贓款去向等幾組；對于涉黑涉惡犯罪案件、證據龐雜的經濟犯罪案件等，則需要以犯罪事實為綱，分層次、分罪名排序，才能將復雜的證據、案情清晰化、脈絡化。

全面認定犯罪事實。在對證據綜合分析的基礎上，需要根據采信的證據，全面、客觀、準確地歸納、敘寫整個犯罪事實，這是審查報告的重中之重，也是起訴書的主體部分，最考驗檢察官的思維能力和文字功底。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在充分掌握犯罪構成的基礎上，要全面考慮犯罪事實各要素，力求對犯罪事實表述完整、準確、嚴謹、清晰。

全方位考量犯罪構成。行為人的行為構成刑法上的犯罪必須具備系列要素。檢察官在認定犯罪的過程中，需要系統把握，統籌考慮各要件要素。需要注意的是，具體到各個犯罪構成要素，也需要從多角度考量。比如，在有的命案中，判斷行為人的犯罪主觀方面為殺人故意還是傷害故意，應當全面考慮打擊的工具或手段、打擊的部位與力度、周邊的環境或條件、行為人與被害人的利害關系，以及雙方的體質、體能差異等因素。

全要素歸納犯罪事實。經審查認定的犯罪事實，需要檢察官通過對全案證據進行梳理、甄別、判斷作出總結性概括、客觀性表述。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案件審查報告樣本的要求，經審查認定的事實中應當包括犯罪嫌疑人實施行為的時間、地點、動機、目的、行為過程、手段、犯罪情節、數額、危害后果、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的表現等有關罪與非罪、罪行輕重、從重從輕或者免除處罰的事實，以及其他情節要素、犯罪構成條件。司法實踐中，對一般案件而言，應緊扣犯罪構成要件，緊緊圍繞“七何”（何時、何人、何地、何行為、何手段、何工具、何后果）要素展開，準確、有條理地敘述犯罪事實，以免出現遺漏。

精準提出處理意見。在審查認定犯罪事實后，檢察官需要根據刑法規范和刑法理論論證說理，對案件定性、量刑等進行分析，提出處理意見。這是審查報告的精華所在，也是起訴書指控罪名和提出量刑建議的根據。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全面考量刑法規定、司法解釋和法定、酌定量刑情節等，才能確保所提處理意見準確無誤。

法律適用體系化。定性分析是審查起訴的核心，主要涉及法律適用問題，總的思維模式是一個三段論的推理過程。刑法規范包括刑法的總則和分則具體條款及相關司法解釋是大前提，案件事實是小前提，將個案與刑法規范聯系起來，從案件到規范，從規范到案件，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權衡，進而得出結論。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并不是簡單套用，特別是復雜案件的定性往往需要通過法律依據檢索、類案檢索、關聯案件檢索等提供參考依據，需要在刑事政策、刑法理論的指導下判斷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檢察官只有在對法律體系全面把握、立法背景深入理解和對刑事政策、刑法理論準確適用的基礎上，才能對案件準確作出定性。

提高量刑建議準確性。當前，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深入實施，檢察官就個案提出量刑建議已成為司法常態。這對檢察官提出了更高要求，除考慮定罪證據外，還需要全面審查量刑證據，根據全部犯罪事實以及法定和酌定量刑情節的不同情形，依法提出恰當的量刑建議。司法實踐中，往往需要綜合考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節：犯罪嫌疑人是否屬于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婦；前科情況；是否構成累犯、再犯；是否具有自首、立功情節；是否具有退贓、退賠以及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取得諒解情節等。對量刑建議的斟酌權衡過程，也是一個綜合統籌、系統思考的過程。

可見，在審查起訴工作中堅持和運用系統觀念，既取決于刑事案件證據自身系統性特點，也是檢察官全面審查證據職責的必然要求，自覺修煉并養成系統觀念的技能和習慣，善于以整體觀、全局觀審視、把握、處理案件，必將有助于辦案能力和辦案質效雙提升。

（鄒興政，作者單位：山東省濰坊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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