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現代作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人之一，我們可以在當下的小說、電影、繪畫、雕塑、游戲等各領域發現卡夫卡的影子。盡管向他致敬的創作者難以計數，盡管包括本雅明、博爾赫斯、納博科夫、漢娜·阿倫特、布朗肖在內的作家、思想家對他的作品給出過深刻且相當有說服力的洞察，當進入卡夫卡的小說時，我們首先感到的依然是批評者和讀者們早已發出過的感慨：卡夫卡的作品就是個謎。

在最早創作的隨筆之一《乘客》中，卡夫卡描寫了自己乘坐電車時腦海里的念頭：“我站在有軌電車的小平臺上，考慮著我本人在這個世界上、這座城市里，以及我自己家庭中的定位，心中對此感到十分迷惘、毫不確定……如果此時有人來質問我，我是根本無法為自己眼下站在這處小平臺上、手里緊握住這只電車拉環的行為辯護的。”

(資料圖片)

對個人存在的驚奇和困惑，是卡夫卡寫作的重要起點，是他通過無止境的寫作展現并試圖解決的問題，這其中自然包括他的諸多身份（“定位”），比如在強大父親的影響下所獲得的“永遠的兒子”這一身份，他的猶太人身份，以及最重要的，“人”的身份。所有身份都是限制，想要解脫，這是可能的嗎？

卡夫卡的小說晦澀難解，但在某種層面上我們也可以說，誰對自己的存在感到驚奇和困惑，誰就已經與卡夫卡站在了一起。

今年7月3日，是卡夫卡誕辰140周年紀念日，我們在當天新媒體刊發了紀念文章：

紀念卡夫卡誕辰140周年 l 從魯迅到塔可夫斯基：理解卡夫卡的新方式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專題《卡夫卡 存在的驚奇》B02-B03。

B01 「主題」卡夫卡 存在的驚奇

B02-B03 「主題」卡夫卡：“請您把我看作一個夢吧”

B04-B05 「主題」從魯迅到塔可夫斯基：理解卡夫卡的新方式

B06-B07 「主題」卡夫卡的猶太問題及其不滿

B08「主題」存在的幾何學 卡夫卡的“涂鴉”

撰文 | 張進

與多數作家不同，卡夫卡的迷人之處，不只在于他那些夢幻般的暗色調小說，還在于他本人。事實上，相比于常規意義上的“作品”，有些人更喜歡讀他的日記、書信等具有自傳性和自白性的文字，就像卡夫卡自己曾癡迷地閱讀黑貝爾、拜倫的日記，以及福樓拜的書信集。進入這些文字，就像走進一場紛亂的糾葛之夢，常常讓人感到眩暈與不安。馬克斯·布羅德在《卡夫卡傳》里記下這樣一幕場景，像是卡夫卡對自己的極簡式說明：

一天下午，卡夫卡去到布羅德家，驚醒了睡在沙發上的布羅德的父親，卡夫卡一邊輕輕踮著腳尖穿過房間，一邊以極其溫柔的語氣說：

“請您把我看作一個夢吧。”

卡夫卡《神話動物中間的人》。在給菲莉斯·鮑爾的一封信中，卡夫卡如此描述自己：“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可能正穿著我的舊燕尾服和破漆皮靴子，戴著太小的禮帽和一張極其蒼白的（這完全是賣弄風情，我看起來和平時一樣，跟八月份一樣）臉（因為我總要很長時間才能入睡）”。

卡夫卡的猴子

“你們好！”

曾經，在遙遠的海岸，有一只沒有名字的猴子，和同類一起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有一天，一個天色陰沉的傍晚時分，它們成群結隊去河邊喝水，兩枚子彈從附近的灌木叢突然鉆出，第一枚擦過那只沒有名字的猴子的臉，留下一塊永遠無法愈合的紅色傷疤，一個傷口；第二枚正中它的屁股下方，讓它成了瘸子。其他猴子像虱子一樣迅速四散跑開，暫時避免了被捕的命運，只有它，在長久的昏迷中不知怎么被送上了哈根貝克號蒸汽輪船的甲板，和它一起待在甲板上的，還有專門為它打造的籠子。籠子又窄又矮，無法供任何一個人站立，也無法讓一只猴子站立，因此，當它醒來時，只能縮成一團蹲著，忍受著鐵欄桿勒入皮肉的劇痛，又因極端的恐懼和疲憊而雙膝顫抖。痛苦、煩悶和哭泣對眼下的現實毫無益處，這是它在度過難熬的頭幾天之后，在絕望邊緣徘徊時得到的第一個領悟。第二個領悟隨之而來：它已走投無路。

死亡就在眼前了，死亡——除非——除非不再是猴子。這可真是死亡恩賜的智慧，或說詛咒。既然籠子外的那些直立行走的生物可以不必縮在籠子里，甚至可以在甲板上“貌似”自由自在地抽煙、喝酒、打牌，甚至還能哈哈大笑，那如果變成他們的樣子，它也許就能活下來。這一刻，它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命運：模仿。它學那些人吐口水、抽煙斗，這很簡單，讓它困惑的只是，這些簡單的動作竟然會讓那些人瘋子一樣地歡呼雀躍。那些人中的一個大概有著超常的科學精神，也可能是個超常的酒鬼（兩者的區別它永遠沒有搞清），他常常拎著酒瓶到它跟前，目不轉睛地盯著它，教學似的慢慢拔掉瓶塞，慢慢把酒瓶舉到嘴邊，再把酒倒進喉嚨。它的亂叫亂撓激勵著他，讓他犯了酒癮一樣猛灌一口，進而把整瓶酒一飲而盡。這次的模仿課對它來說并不容易，當它學著把酒一飲而盡、把酒瓶扔到地上時，它的表情無法不呈現出深惡痛絕的形狀，老師面紅耳赤，很不開心，作為課后懲罰，他用煙斗燙掉了它的幾塊皮毛，但這和臉上的疤也沒太大區別，忍一忍也就過去了，而轉機就藏在忍耐背后。

一天晚上，甲板上舉辦了一場聚會，一瓶白蘭地仿佛一件禮物出現在它眼前。它拿起酒瓶，人們的目光投向它。沒有猶豫，它以一個藝術家傾心創作的姿態把酒一飲而盡，酒精的麻痹像無數刀片割掉它原本的認知，這時，在徹底的眩暈中，它突然嘴巴大張，沖著他們：“你們好！”——對它來說，這是一個史詩性的轉折，也就是說，它因此活了下來。它被送到專業訓練師手上，以便更好地學習“知識”，又因刻苦努力，逃過了動物園這稍大一點的籠子，如愿站上了大戲臺——

1883年7月3日，在波西米亞首都布拉格這個超大戲臺上，赫爾曼·卡夫卡和尤莉葉·卡夫卡的兒子出生，起名為弗蘭茨·卡夫卡。他的傷口從未愈合，因此總是感到內在的一種缺失感、破碎感，一種不完整感，在這一點上，其實他和所有人都一樣，不一樣的是他的傷口更深，他又幾乎過于擅長自我觀察，因此過于了解自己的傷口。傷口帶來疼痛與迷惘，迷惘是另一種希望，它逼迫卡夫卡尋找一個確定的、完整的自己，可惜的是，這個“現實世界”對此從來不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是相反。在僅僅四十年零十一個月的短暫一生中，盡管卡夫卡也追求愛情、擁有友情和一些親情，盡管他也試圖兩腳堅實地站立在這顆渺小的星球上，但他始終感到眼前這個世界陌生、疏離又荒誕。這個世界讓他費解，讓他恐懼——日后他在信里向一位女友說，“我對整個世界都感到害怕”——而那個甲板上的籠子并沒有消失，正因為那幾根有形的鐵欄桿留在了甲板上，所以籠子無處不在。要如何恰當地存在于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又是什么意思？生活就是一場無止境的困境？如何才能擺脫困境？這些問題像蛇，追著他。他用來制伏蛇的手段，只有文學。無止境的文學。

《變形記》，由卡洛琳·麗芙根據卡夫卡同名小說改編的動畫短片中的一幕——那只大甲蟲就要掉下來了。

透視狀態 感覺到人的邊界

德國評論家萊納·施塔赫為卡夫卡所寫傳記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翔實，他的目光探測于卡夫卡的每一個字，而且有能力將之與當時的語境相聯結。在卡夫卡1911年3月末的日記中，施塔赫發現他的傳主和在布拉格一度流行的“神智學”之間短暫卻復雜的關系。我們不必像施塔赫那樣對此事做出什么判斷，而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日記內容上，其中的一些話相當適合作為理解卡夫卡創作狀態的重要一手資料而優先于其他分析。在日記中，卡夫卡回憶了拜訪“神智學秘書長”施泰納博士時自己向后者說的話：

我感覺到，我的很大一部分在奔向神智學，但同時，我對它又非常害怕。我害怕它帶給我新的困惑，這對我將是非常糟糕的，因為我現在的不幸就都是由困惑造成的。這種困惑在于：能讓我有點用處的幸運、能力和每一個可能性，一直以來都在文學上。我在文學上肯定經歷過一些（不是很多）狀態，我認為跟先生您所描述的透視狀態非常接近，在那種狀態下，我活在每一個想法中，也實現了每一個想法，我不僅感覺到我自己的邊界，而且感覺到人的邊界。只是，那種狀態缺少了透視者可能特有的興奮的平靜，盡管不是完全沒有。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最好的作品不是在那種狀態下寫出來的。——我不能像應然的那樣，完全投入文學，而且是出于各種原因。除了我的家庭關系的原因，我寫作非常慢，而且我作品的特殊特點也決定了我無法以文學為生；另外，我的健康狀況和我的性格也阻止我投身于一種充其量是不確定的生活。所以，我成了一家社會保險局的公務員。而這兩種職業是永遠不會相容的，不可能有兩者兼顧的幸福……（注：因篇幅原因，有刪節）

寫下這段日記之后一年多，卡夫卡才寫出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判決》，此前，他總是抱怨自己無法寫出一個連貫的故事，但這則日記中所說的“我不僅感覺到我自己的邊界，而且感覺到人的邊界”讓人可以想象出卡夫卡寫作時那無限擴張的感知和意識狀態（雖然他說這不是他最好的狀態），以及一種足以刺透生活表面的“透視狀態”。有太多作品都是在逼仄的感知和生活表面打轉，與這些作品相比我們就能知道，卡夫卡在此表達的親身經驗多么稀有。可以說，在寫出那些被后世廣泛研究的小說之前，卡夫卡已經是一個大作家，他需要的只是一個契機，一個安靜如死亡的美妙夜晚，這樣，他就可以一口氣寫下來，讓一部嬰兒似的作品“誕生”。

也許卡夫卡自己對此是清楚的，在刊物上發表了數量不多的作品后，在1911年2月19日（拜訪施泰納博士一個多月前）的日記中，卡夫卡寫過一句后來被涂掉的話：“毫無疑問，我現在在精神生活方面是布拉格的中心人物。”鑒于卡夫卡如此喜歡自我貶抑，這句話聽起來很不尋常，但現在回看，卡夫卡并沒有過分夸大自己。

卡夫卡《鏡子前的人》。“我一向對自己抱有某種懷疑。不過這懷疑只是這兒或那兒地偶然出現，其間隔有長長的間歇，足夠讓人把它遺忘……譬如當你在小巷里，從一面鏡子旁邊經過時，就會對鏡子里自己的面孔感到驚異，或者是對鏡子里的后腦勺，對自己的整個形象。”（《饑餓藝術家》）

寫作

一種祈禱形式

《判決》《變形記》《鄉村醫生》《審判》《在流放地》《地洞》《獵人格拉胡斯》《饑餓藝術家》《城堡》……能寫出這些影響巨大的小說中的一篇或一部，對一些寫作者來說就已知足。寫出這些作品的必要（非充分）條件相當清楚，卡夫卡已經列出：“我不是愛好文學，我整個身心都是由文學構成的，我不是其他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寫作就像一個超速旋轉的漩渦，吞噬著卡夫卡的所有注意力和能量：“在我身上很容易看出來我對寫作的專注。寫作是我生命當中最有用的一個方向，當這一點在我的肌體里變得明晰之后，一切都朝那個方向擠去，使所有集中在性、吃、喝、哲學思考、音樂上的快樂的能力都騰空了。”以及著名的這句：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帶著紙筆和一盞燈待在一個寬敞的、關著門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間。飯由人送來，放在離我這間最遠的地窖的第一道門后。穿著睡衣穿過地窖所有的房間去取飯將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回到我的書桌旁，一邊深思一邊細嚼慢咽，緊接著又馬上開始寫作。那樣我將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啊！我將會從怎樣的深處把它挖掘出來啊。”

類似這樣的自白可以羅列出很多。這些自我解剖或自我確認的話，是讓卡夫卡得以在文學愛好者眼中居于金字塔（最）高位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即便沒讀過多少他的小說，或者認為沒怎么讀懂他的作品，也能從這些話中充分感受到一種為文學獻祭的意味。

《變形記》封面，1916，奧托馬爾·施塔克繪。

以如此決絕的姿態寫出來的作品要表達的是什么？這是最讓讀者和評論者棘手的問題。一個常見的現象是，當幾個評論者面對同一篇卡夫卡小說時，聯想到的領域完全不同，而所得結論又都可以在小說文本中獲得一定的支持。如果把卡夫卡的小說視為“純寓言”，就會像詩人奧登所說，也會像大量評論文章之間的差異所顯示的，“寓言的意義因讀者而異”。不過不得不說，已經有眾多批評家給出了有說服力的闡釋。卡夫卡刻畫出現代社會中人的“異化”悲劇嗎？他洞察了官僚體制的運行機制嗎？他對父權制進行了反思嗎？他揭示了人的幾乎難以避免的孤獨處境嗎？他體驗著彌漫在現代社會中的虛無嗎？他在小說中預言了大屠殺嗎？當然。這些是卡夫卡當時正在面臨或很有可能即將面臨的“現實”；但另一方面，哪怕讀本雅明、阿倫特、哈羅德·布盧姆等人所寫的評論，也會讓人感覺文章其實沒能寫清楚卡夫卡到底說了什么，“他的小說不止于此”的想法會自動跳出來。

毫無疑問，關于卡夫卡的解讀會隨著讀者及其所處環境的不同而越發多樣，但我們想問的是，寫出這些對他人極具啟發性的作品，對卡夫卡本人意味著什么？或者說，“寫作”對卡夫卡的意義是什么？卡夫卡說過很多關于寫作的想法，最讓人觸動的是“寫作乃祈禱的形式”。考慮到卡夫卡的身份，這句話很容易被拿來和猶太教作關聯，但也許，“祈禱”并不一定囿于特定宗教。

從根本上說，祈禱是把自己交付出去的動作，把自己交給那永恒的生命力量，交給“絕對”，讓自己與其合一。這時，一個人處在一種超然的狀態中，圓滿、喜樂（而非昏然狀態中的開心）從內心最深處升起。也許卡夫卡通過寫作想要獲得的，和很多人在這充滿痛苦的塵世所追求的是相似的，一種清醒的寧靜和平安，一種圓滿的存在，在這種狀態里，不會有一絲恐懼和困惑的影子。

卡夫卡《頭伏在桌子上的人》。1911年12月1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想象出一個伏在桌子上的年輕人，在他的頭腦中引起了些許的緊張感，“我堅信，就是那種持續的緊張——不管什么時候，只要我愿意，這種緊張感就會帶動我手中的筆。”

卡夫卡的笑聲

一個真實故事

卡夫卡留下的主要形象是陰郁的沉思者，夢境的制造者，一個因恐懼而顫抖在邊緣的影子。這自然不是全部的卡夫卡，至少，卡夫卡也會笑。這笑進入他的小說，幻化成某種幽默，據說，卡夫卡在向朋友們大聲朗讀自己的作品時，時常會無法控制地笑出聲來。在給女友菲莉斯·鮑爾的一封信中，卡夫卡講過一個真實的故事：

《卡夫卡的美妙人生》（1993）的劇照。在一封寫給菲莉斯·鮑爾的信中，他特意寄了幾幅自己的畫，“好讓你有的笑”。

我也會笑，菲莉斯，別不相信，我甚至以愛笑大大出名……那是在一次與我們董事長的隆重會談上，我突然笑了起來，一發不可收！向你描述這個男人的重要性實在太麻煩了，但相信我，他非常重要，以至于一般的職員都認為他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而是高居云端。由于我們平時沒有機會與皇帝交談，因此，普通職員都把與董事長交談當作與皇帝交談一樣……

當時我們——兩個同事和我——由于剛被提升了一級，正穿著正式的黑禮服向董事長致謝，同時我還不能忘記，自己有義務在一開始就向董事長致以出于特殊理由的特殊的謝意。我們三人中最有威望的那位——我是最年輕的——致了簡短、得當又中肯的感謝詞，一如他的作風。董事長也仔細聽，一邊擺出他慣有的、專在正式場合作出的姿勢，那有點讓人想到皇帝召見，事實上滑稽之極。他的腿微微交叉著，左手握成拳放在桌子的外邊角上，腦袋低垂，以致他花白的絡腮胡子彎翹在胸口，不很大卻仍稍前凸的肚子微微搖晃著。我當時的情緒一定極難控制，因為我很熟悉他這個姿勢，也根本無須時時低聲笑起來，雖然這可以很容易地解釋為想咳嗽，特別是在董事長根本不抬頭的情況下……董事長在我的那位同事發言結束后抬起了臉，有那么一刻，一種恐懼攫住了我，嚇得我笑不出來……接著他開始發言，又如往常一樣老調重彈，我們對此早已深諳熟知，他的發言胸音濃重，毫無意義，無所根據，我的同事試圖用他的余光警告我，我也恰好正試圖控制自己，他的警告適得其反地令我想起先前暢快的笑，在這一切發生的同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所有我可以克制自己的希望都煙消云散。開始我只笑董事長那時不時穿插進來的精致的小笑話；按理對于這類笑話人們只是抽動一下臉部肌肉以示尊重，我卻笑出聲來，我看到我的同事們由于怕被此舉傳染而驚慌失措，相對于己，我更同情他們，但我無法克制自己，我沒有試著轉移目光或抬手掩飾，而是無助地緊盯著董事長的臉，無法轉過臉去，也許感覺告訴我，一切都不會好轉而只能更壞，所以還是避免一切變化為好。當然后來我又笑了，因為我已經笑出聲一次，我不僅僅笑當時的那些笑話，還笑以前的和將來的，笑所有的笑話，誰也不知道我到底笑什么……

不幸的是，至此尚未提及的那位同事開始了一個簡短的、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的發言……他那無聊的演說簡直無法讓人忍受。董事長這時又無關痛癢地說了些什么，讓這位同事不太舒服，而且也許受我不停地笑的影響，他有點兒忘記自己說到哪兒去了，他馬上覺得，這剛好是一個推出自己與眾不同觀點、說服董事長的有利時機。當他手舞足蹈地講些愚不可及的話時，一切在我都成了多余的，到此時此刻一直呈現在我眼前的世界完完全全消逝了，耳邊只剩下我響亮的、毫無顧忌的笑聲，也許只有坐在長條凳上的公立小學小學生才會有那種肺腑之聲……（注：因篇幅原因，有刪減）

如果讓我們來形容這個笑，用什么詞合適呢？它會讓我們聯想起哪些處境？如果一個人不能隨時毫無顧忌地笑，也是某種死亡。

卡夫卡《我的生活》在1912年9月23日的日記中，他寫道：“這一夜，我多次把我的重量馱在背上。”

馬克斯·布羅德

一種形式的偉大友誼

如果說有誰對卡夫卡的生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一定是其父親赫爾曼·卡夫卡，以至于當人們談論卡夫卡時，很難不說到他。在《致父親的信》中，卡夫卡向父親坦白了他是如何影響了自己的內在感受、看待世界的方式、待人接物的心態，乃至寫作和宗教信仰的。一言以蔽之，對卡夫卡來說，父親“就是衡量一切的標準”。這種影響是根本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讓人絕望的。除了赫爾曼，對卡夫卡影響最大的，也許就是他的摯友馬克斯·布羅德，他以另一種方式塑造著卡夫卡。

沒有布羅德，就沒有如今公眾視野中的卡夫卡，很多年輕寫作者會因此不得不更換放置在書桌上的作家相片。布羅德多才多藝，曾在布拉格文藝圈名噪一時，但他的確沒有和卡夫卡同等的文學創造力，然而，他給出的持續終生的友誼不遜于任何一種才華。

大概是在1968年，即去世那一年，布羅德接受過一場電視采訪，鏡頭中的布羅德身穿黑色西裝，戴一副黑框眼鏡，一絲不茍的頭發已經全白，但精神依然飽滿，所談內容自然是關于卡夫卡。在后世的認知中，“卡夫卡的朋友和編輯”是布羅德最重要的身份，而他自己的小說和昔日榮耀一起早已被遺忘。眾所周知，布羅德“背叛”了卡夫卡要求燒毀全部手稿的遺囑，耗費大量精力編輯出版了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而且還用一部頗受爭議的傳記塑造了一個極具個人化的卡夫卡。從某個層面說，這部傳記是布羅德對卡夫卡友誼的最佳例證。

布羅德可以認清卡夫卡嗎？1914年4月卡夫卡寫道：

“馬克斯看不清楚我，而在他看清楚我的時候，他會犯錯。”

布羅德和卡夫卡的秉性是如此不同，前者外向、時髦，后者內向、疏離；兩人在藝術上的審美傾向也相距甚遠。他們的友誼可以維系終生，也許應更多地歸因于布羅德對卡夫卡毫無保留的贊賞。小卡夫卡一歲的布羅德就像一個兄長，催促他寫作，保留他涂鴉的紙片，仿佛他當時已經預感到幾十年后的情景。自1902年兩人相識，到1924年卡夫卡去世，到編輯出版卡夫卡的小說，到布羅德1939年逃離布拉格時隨身攜帶裝有卡夫卡文件的行李箱，最終到1968年布羅德去世，兩人的友誼沒有受到絲毫影響，哪怕是卡夫卡的死亡。卡夫卡留給布羅德的遺囑（而非遺囑的內容），以及布羅德的奉獻精神，讓兩人在卡夫卡死后依舊是最好的朋友。

卡夫卡《兩個等待的人》。卡夫卡的許多畫作，都是多虧布羅德才能留存至今。其中有些是卡夫卡送給布羅德的，有些則是他從廢紙簍里搶救出來的。卡夫卡曾經向布羅德發牢騷稱自己的畫作不過是糟糕的涂鴉，并且對布羅德如此珍視和夸贊自己的畫作表示不滿，但他最后還是讓了步，說：“我雖然不同意，卻能夠理解”。卡夫卡要求在他死后“留下的所有繪畫作品等，都要毀掉”，但他的遺愿也被布羅德違背——他讓好友的畫留存至今，但是……

死亡

“我沒有活過”

就像思考過出現在自身的每一種狀況一樣，卡夫卡在死亡真正來臨之前早已把目光投向它。在1922年7月5日寫給馬克斯·布羅德的信中，卡夫卡寫到恐懼死亡的兩個理由，第二個是：

通過寫作我沒有把自己贖回來。我一輩子都是作為死人活著的，現在我將真的要死了。我過去的生活比別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將因此更可怕。作為作家的我當然馬上就要死去，因為這樣一種角色是沒有地盤、沒有生存權利的，連一粒塵埃都不配；只有在最瘋狂的塵世生活中才有一點點可能；那僅僅是一種享受欲的幻想。這是作家。但我自己卻不能繼續生活下去了，因為我沒有活過，我始終是黏土，我沒有把火星變成火焰，而僅僅是利用它來照亮我的尸首。

是否贖回自己旁人根本無從揣測，然而，卡夫卡真的僅僅是用火星照亮了自己的尸首嗎？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因喉結核死于維也納附近的一家療養院；6月5日，曾與卡夫卡相戀過的密倫娜發表了一則訃告，在其中她說，卡夫卡的作品“反映出了作者的冷嘲熱諷和未卜先知，似乎卡夫卡命中注定就要以這種盲目的清醒去看這個世界……”卡夫卡幾乎是過于清醒的，但不盲目。或者說，命中注定之事，沒有盲目與否可談。

火光照亮了他瘦削的身體，他躺在那里，睡了，死了，于是一切無可止息。波蘭導演皮奧特·杜馬拉于1992年制作的動畫短片《卡夫卡》中的一幕。

參考資料：

《卡夫卡全集》，2015

《卡夫卡傳：關鍵歲月》，2022

撰文/張進

編輯/宮子 李陽

校對/薛京寧

關鍵詞：